华东师大王锐 - 美国的文化左派与认同困境
云里编者按
本期推送华东师大历史系王锐教授的文章。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省略了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感谢作者和原刊物及原发公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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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文化左派与认同困境
作者：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要
美国的文化左派肇兴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它对当时美国内外政策的抨击的确有一些正面意义，但它的负面影响在今天却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它认为当时的美国由于统治阶级力量过于强大，基本很难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因此把中心放到文化批判上，而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簇拥者基于自我感觉而形成的对社会的不满而已。同时，由于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蜕化为统治集团的同路人，文化左派的精神导师马尔库塞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身上，赋予其极高的政治与文化特权。文化左派流行于美国大学，造成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很难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缺乏群众基础，将群众置于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之下。美国今日政治文化领域的不少症结，皆可从文化左派那里找到根源。而它带来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困境，则十分值得当前中国引以为鉴。
关键词：美国；文化左派；文化批判；身份政治
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晚近三十余年来，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美国的学术动态十分关注。不但一些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式、学术思想都应全面的“与世界接轨”（这个世界，即由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士对美国学术界的一举一动常抱亦步亦趋之态，就连一些旨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人士也将目光聚焦到美国，从后者那里寻找各种理论的武器。俗话说：力大则声响。凭借依然颇为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无论在学术生产力，还是在学术传播影响力方面，当代美国学术界都堪称全球翘楚，而且正因为美国象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某种典型形态，因此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社会的批判性剖析，也必然会给予人们一些理论上的启迪，有助于更为深入的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美国学术动态与学术前沿的关注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今天一些人士的做法，似乎并非是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经验与思想遗产出发去审视、汲取、思考美国的批判理论，而是以后者为中心，用它来解读、定义、评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在此情形下，中国的相关历史经验是否具有历史与政治的合法性，必须由后者的基本内容与基本逻辑来定义。我们不禁要问，一场大体上并不太成功的革命运动（如果其能称之为“革命”的话），有什么资格来指导或评判中国这一真真切切经历过革命的人民战争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极大成就的国家？难道仅仅因为它是“美国”的？更有甚者，后者的一些基本诉求、表现形式、批判风格、喊话对象，也开始在当代中国逐渐流行起来，在某些社会群体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其中，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左派（或曰“新左派”，用更为大众的称谓，则为“白左”）影响尤其大。它不但在学院内颇具势力，而且在大众文化层面也越来越流行，一些文化产品十分典型的体现出美国文化左派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而言，这无疑是一股极具挑战性的思潮。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许多政治上、文化上与教育上的麻烦。因此，美国文化左派的一些基本诉求、表现形式与历史后果，特别是它对美国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干扰，十分值得当前中国引以为鉴。切不可由于其属于广义的“左派”而忽视它自身的弊病。
一、“跟着感觉走”的文化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人均收入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中产阶级的总人数不断增加，新的科学技术不断被应用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制造出了许多新的消费品，一个喧嚣的消费时代已经来临。从外表上看，美国社会显得繁荣而丰裕。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领域却变得越来越僵化，科技的发达带来了人心层面的精神危机，不少青年人感到异化与孤独，道德虚无化的思想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对于美国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强；作为极具力量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干涉他国内战，武装颠覆不合自己心意的政权，最终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美国国内的十分突出种族矛盾也让美国长期标榜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仍有不少人处于贫穷无告的境遇，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黑豹党，1966年由Huey Newton和Bobby Seale创建
在此背景下，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社会出现。他们抨击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与其他制度性弊病；批判美国种族主义歧视，支持黑人解放运动；抗议美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情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揭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但精神与道德层面却极为空虚。他们先是集会游行，发表宣言，然后罢课上街，组织抗议示威，最终越来越激烈化，走向暴力行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内部群体的不断分化，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镇压瓦解，以及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美国文化左派运动慢慢走向衰亡。因此，必须承认，美国文化左派在20世纪中叶对于美国社会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具有一定批判力的，特别是与这场运动相伴而生的黑人解放运动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在1963年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因此，“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之后，武装革命团体“黑豹党”的代表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黑豹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但是，具有批判力并不代表其之所以批判的理由、批判的重点、批判的目的、形成这种批判的社会基础都是没有问题的。美国文化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后者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传统的革命动力工人阶级被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进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当中，成为这一体制的受益群体，因此，批判者们唯一能坚守的就是保持自身理论的批判性，他们的着力点也就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变为对文化问题与哲学问题的高度关注，体现出极强的知识分子色彩。在参与者的家庭背景与社会阶级方面，正如论者所言：“在六十年代，确实有少数返璞归真、试图远离消费社会的文化青年参加学生运动，但SDS（‘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的主体来自于美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女性成员家庭背景的优越性比男性成员还要明显。他们穿着琳琅满目的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衣服，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他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富裕社会，而是想渴望在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外，还拥有充实的精神生活”。
美国学生运动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
1962年6月15日通过的宣言
因此，这些人除了抨击前文提及的美国社会诸痹症，更强调在文化领域要进行一番大批判，而这大概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真正涉足并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域。随着美国社会代际之间隔阂越来越大、电视大众媒体的兴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难以让年青一代信服等原因，文化左派的参与者们开始提倡文化上的“解放”，召唤真正的“人道”，把文化领域里大搞“革命”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这样的批判来唤醒更多潜在的革命同路人。固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是革命运动中的应有之意，毛泽东也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但美国文化左派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却是这样的：
现代青年寻找一种感觉革命：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原则，代之以重视自发性与自我表达；他们拒绝情感的压抑，大胆地对感情进行自我公开及满足；他们贬低功利主义，一反传统社会对上流社会的尊崇，鄙视传统的职业、成功、金钱的观念，强调自我实现；他们反对社会化，以拒绝使用化妆品、香水和除臭剂，接受裸体，以及食用有机食品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的崇尚。服装、音乐、毒品、性是这种感觉革命的集中体现。他们牛仔裤，蓬松头，衣着不整，甚至衣衫褴褛；他们迷恋节奏强烈、音乐激昂、舞步激荡的摇滚乐，以此表达他们的渴望：“即按照能使我们欢愉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
今天一些人士喜欢拿美国文化左派与中国革命的相应历史经验做“比较”，然后认为可以把前者作为理论引导，进入后者的历史经验。但很明显，美国文化左派如此这般的文化风格，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牺牲奉献、艰苦奋斗、集体主义、战天斗地、大公无私，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的文化风格又有什么资格比肩毛泽东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如果把这样的文化风格作为一种正面的因素在学术与教育领域普及开来，恐怕将会带来不小的负面后果。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丹尼尔·贝尔认为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开始慢慢瓦解支撑资本主义体系的文化根基：“美国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这合法性是建立在关于报偿的道德体系上的，这报偿体系扎根于新教将工作视为神圣天职的观念中。这种道德体系被享乐主义——它许诺物质享受和奢侈，然而用所谓社会宽容和自由避开了‘骄奢淫逸’的所有历史内涵——所取代。文化（在严肃的领域）被颠覆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代主义原则所掌控，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则受摧毁了新教伦理的享乐主义支配——新教伦理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此而言，文化左派在文化领域的批判行为正是在这一社会趋向的延长线上。但是，“年轻人的情绪则更具有弥散性，也更不成熟。他们并不坚信任何一种具有内聚力的意识形态，相反，对许多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执着于对普遍中产阶级价值观——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就是先劳动后消费、心理约束及思维的理性模式和专家模式——的笼统攻击。少数人完全异化，甚至准备成为‘都市游击队’，力图摧毁社会”。在这样的行为特征之下，“尽管文化现代主义仍自称是颠覆性的，但它只有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大致找到安身之地。资产阶级社会缺乏一种源自空幻信仰和干枯宗教的文化，所以反过来将文化大众的生活模式作为自己的规范，这种生活模式想要‘不受约束’或‘得到解放’，然而却缺乏任何确定的道德或文化指引，告诉人们什么可能是有价值的体验”。其结果，“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冲动就如其并起的政治激进主义一样，在目前已经消耗殆尽。反文化被证明不过是种花哨噱头。它大体上是青年运动的产物，想要将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变成即时满足和炫耀展示的世界。最后，它没创造出什么文化，也没推翻任何东西”。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如果说由于丹尼尔·贝尔属于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故而对文化左派运动作此评价，那么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眼里，文化左派的文化主张“照传统思想看，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总之，“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这就导致许多人之所以参加政治活动，并非是为了解民倒悬、为万世开太平，只是单纯觉得一些社会现象让自己看着“不爽”罢了。
更有甚者，文化左派意在解构各种传统伦理道德，但却并未提出一套能够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新道德、新规范，在这样的“批判”之下，原先保证不同社会群体能够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伦常准则变得支离破碎，所谓“认同政治”随之而生，社会上充满了对抗性与撕裂感。对此，霍布斯鲍姆认为：“时移势迁，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等，种种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这导致“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在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从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了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却都避开价值判断的重心不谈。充其量，也只把价值判断贬为无限制个人自由之下唯一仅存的公约数而已”。换言之，只破不立，拒绝对价值判断问题有清晰的见解，用个人感受与个人情绪替代严肃的政治思考，这其实根本难以称之为一种成熟的、自洽的革命意识形态，更不具有民胞物与式的价值追求，只会让自私之风进一步在社会蔓延，加剧社会价值观的紊乱，最终破坏大多数人长期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与价值系统。
二、视群众如群氓的“知识分子专政”
说起美国的文化左派运动，则不能不提及被这场运动参与者奉为精神导师的马尔库塞。1967年冬天，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大学生在游行示威时，在旗帜上打出了“Marx, Marcuse, Mao”。在那之后，马尔库塞迅速走红，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领袖人物，比肩马克思与毛泽东。而他本人也不断撰文、接受采访、上街游行，替文化左派运动摇旗呐喊。
马尔库塞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面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与德国纳粹法西斯上台，该学派中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内部能够出现克服危机的契机，其自我修复能力不容小觑，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强调国家大规模介入经济领域，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受此影响，该学派普遍对无产阶级革命持较为悲观的态度，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空中楼阁，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保持自己理论的“批判性”来继续和资本主义体制对抗。
赫伯特·马尔库塞
这一点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一书里，他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出更为完备且成熟的政治与社会控制，各种技术手段被运用到社会运作与社会管理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用他的话来说，“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在这样的社会控制之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抑制性”。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而言，“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因此，“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同时，还要思考某个社会的阶级状况与阶级矛盾，在此基础上探讨革命的路线与策略。但马尔库塞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却让他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认为之前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视为革命的最主要动力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的热情。他声称：“我说的是机械化大工业已经开始进入自动化阶段的社会，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其他人的生活水准一样得到了持续的提高的技术发达社会。从前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成了由国家和大垄断者所控制的利润受管制的经济，转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体系”。对此，他指出：“我们必须问：当对革命没有迫切需求的时候，是否仍有可能去设想革命。因为对一场革命的迫切需求，与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收入、更加自由等等这些迫切需求是有很大差异的，后者都能够在现存秩序内得到满足。对于那些拥有或者希望拥有好的衣服、储量充足的食物、一台电视、一辆轿车、一间房子等等的人们来说，既然这一切都可以在现存秩序内觅得，凭什么还会迫切地想要推翻现存秩序呢？”具体到美国的工人阶级，马尔库塞相信，在这样的统治秩序下，“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了而且它也希望被整合。这意味着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出现一种新人类，而它的需要和渴求与现存社会攻击性和压抑性的需要和渴望有着质的不同。事实上，今天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渴望，而如果不打破目前的需要，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美国这样一个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既然工人阶级已经丧失革命热情，甚至被规训成统治阶级的同路人，那么他所期望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他强调：“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需要从一个贫穷的社会、一个分裂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甚至多数情况下也不需要从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用一个口号来说，那就是，从一个把商品配送给更大人群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是从一个解放显然没有群众基础的社会中解放出来。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的操控、灌输、压抑机制造成了群众基础的缺乏，并使大多数反对力量都被整合进了现存的社会体制当中”。基于此，马尔库塞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文化批判与反体制行为来打破统治秩序。如此一来，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在批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同时，马尔库塞却赋予具备“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一种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特权，这种特权因为具备“革命觉悟”而显得天经地义。
在马尔库塞看来：“我们可以这么说，并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这么说，即知识分子能起到一种决定性的准备作用，仅此而已；而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它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革命阶级，但它有可能成为催化剂，并且它能起到准备作用——当然这不是第一次，事实上，这就是所有革命开始的方式，而它现如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起到准备作用”。不特此也，依他之见，那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有出淤泥而不染、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点：“他们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了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意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社会机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学生正在扮演法国大革命之前专业人士的角色”。总之，虽然文化左派运动意在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与平等，但在革命力量与革命过程方面，俨然是大多数老百姓都被统治秩序驯服，被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洗脑，不但甘于被剥削，而且堕落成帮凶，只有那些觉悟了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火车头，他们虽然身居校园之中，但却洞察世事，深谙批判理论，天然的拥有成为领导者的资格。在马尔库塞的描述里，那些批判知识分子仿佛不是一个现代平等社会里的一员，而是中国古人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不但应受到那些早已被消费社会收买的愚氓众生所尊崇，而且其正确性与合法性不容置疑，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被摧毁，某些文化习俗是否值得保留，主要得由他们来决定。
按照这样的逻辑，当被问起自己是否经常因为想建立一种柏拉图式的精英专政而受到批判时，马尔库塞声称：
约翰·穆勒并不是一个专政的拥护者，但他却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指出，在文明的社会，受过教育的人必须要有政治特权，以便对抗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情绪、态度和观念。
我从来没有说过有必要建立一种柏拉图式的专政，因为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坦率的说，我不知道到底是政治家、管理者、将军的专政更糟，还是知识分子的专政更糟。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必须选择，而且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可能性，那么我更愿意选择知识分子专政。不幸的是，这个选项目前不存在。
更有甚者，从常识出发都能知道，要想从事政治运动，必须要比较充分的了解政治与社会现实，然后方能对症下药，提出自己的路线与主张。但当被问起知识分子是否由于久居象牙塔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时，马尔库塞如是回答：
如果你将现实看成是既定现实，那么你就是对的。但是知识分子不会也不应该将现实看成是既定现实。考虑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想象力与理性，我们可以期望他们会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可见，在马尔库塞的“革命蓝图”里，知识分子被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如果实现不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就宁可选择“知识分子专政”，其言下之意就是十分不信任那些在富裕社会里成为统治阶级同路人的大众，后者既不具备先进的觉悟，也分辨不清革命的前途，所以必须让知识分子获得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权力，如此才便于将他们“启蒙”。而知识分子只要有“想象力”与“理性”——或者换成一个更具中国语境特色的词汇——“情怀”就足够了，是否了解社会现实已然不重要，甚至越了解现实，就越可能与现实同流合污。可见，同样是“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防止敌对势力破坏，同时为各项基本建设奠定政治基础；而马尔库塞的“知识分子专政”，则更像是一群自诩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人，虽然没有阶级基础，但依然在不断论证、申说、标榜自己为什么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拥有政治与文化的特权，并且对大多数民众采取藐视的态度。但越是这样，这种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判来进行的革命就越不具有可行性，这群人也就越脱离大多数民众，渐渐沦为小圈子里的自我标榜。而作为教育领域的主要参与者，秉持这样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各级课堂上，能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知识，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美国文化左派的影响
约瑟夫·迪昂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里分析文化左派时指出：“新左派始终主要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甚至是中产阶级上层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并不稳固，甚至并不存在。即便在它最民主的时刻，即《休伦港宣言》发表时，新左派也显示出对其他美国人的某种蔑视”。因此，“年轻左派分子把工人阶级一笔勾销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把年轻左派分子一笔勾销了。警察和建筑工人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挥舞拳头和警棍教训这些纨绔子弟。196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所代表的政治右派，则很高兴把工人阶级从马尔库塞的垃圾堆里捡回来，收获他们的选票”。与此同时，大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文化左派簇拥在大学里大搞文化批判，也引起了不少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十分信服的民众的强烈不满，这导致新保守主义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迪昂认为：“新左派点燃大学，让新保守主义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尽管很多新保守主义者不信任新阶级的成员，他们却深深地信任培育这些新阶级的大学。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是穷人家的儿女，发现在学院里有他们晋升的机会。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大学远不止一个获得身份和权力的路径。他本身就是良好社会的规范。大学既是富于权威的地方，也是自由统治着的地方。对于很多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把占据学校行政楼的新左派和当代烧书的小纳粹画等号，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很明显，文化左派一边高喊解放的口号，一边瞧不起大多数民众，结果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也把“革命”本身给污名化了。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但是，文化左派的文化遗产依然在美国高等教育里存在着。在《娇嫩的心灵》一书里，作者卢金诺夫与海特指出，当代美国大学里盛行与文化左派息息相关的“身份政治”，习惯于用道德的维度去看待别人，将日常行为的差异解读为无处不在的“压迫”与“支配”，把生活理解为善与恶之间不停地恶斗，这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进入大学的第一周结束时，新生们已经学会了划分他们自己以及身边同学的权力等级，发现更多不同的身份群体，看到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差异。他们所学的，让他们将更多的语言和社会行为解释为‘侵犯之举’。他们所学的，让他们将侵犯、支配和压迫同特权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所学的，还让他们只看得见自我感知的影响，而无视行动者的意图”。其结果，“共同的身份政治，连同微侵犯理论，就会制造出揭发文化，在其氛围笼罩下，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极有可能导致空开的羞辱。这就会造成学术‘如履薄冰’的感觉”。如此这般，究竟是“解放”，还是形成新的让人噤若寒蝉的“专制”？这样的教育风气一旦流行起来，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在现代国家，政治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叙事是否自洽、合理息息相关。虽然美国崛起的历程伴随着杀戮、殖民、霸权，但美国几代史学家却能常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构建出一套符合具体时期美国整体利益的历史解释与历史叙事。比如二战之后，有感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旨在为美国政治形势需要而进行理论阐发的“新保守主义学派”，他们通过研究美国历史，强调美国社会的整体性与稳定性，美国政治传统的延续性，认为美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政治文化断裂与阶级对立，声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传统，并且在不同时期一脉相承，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出于利益考虑的兼并，而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
《娇惯的心灵》
随着20世纪60年代文化左派的兴起，史学界也深受影响，一些文化左派史家批评“新保守主义学派”长期为统治阶级服务，把持主要大学的历史学，党同伐异，形同学阀，因此开始解构包括后者在内的强调美国正面形象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观。比如认为林肯在南北战争中并非为了解放黑奴，而是为了保证美国领土的完整，为了赢得战争。即便是解放黑奴，也只限于南方一些正与北方交战的州，而不包括处于联邦政府控制的区域。战争结束之后的相关立法，也只是为了巩固北方白人的利益，与广大黑人并无太多关系。此外，对于广受赞誉的罗斯福新政，文化左派史家认为它并未改变美国的根本制度，社会财富也并未因此而重新分配，新政的最大受惠者只是掌握各种权力的利益集团，普通民众未能因此而得到多少真正的好处。与此同时，新政时期的各种政策，恰恰削弱了那些有组织的激进政治力量，这样进一步保证了国内的既得利益者，从整体上看，新政属于上层资产阶级的自救运动。而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文化左派更是极力抨击，认为所谓“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皆为统治集团的说辞，美国外交的本质带有十分明显的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亨廷顿指出，受此影响，在美国的教育领域，“多元主义的出现，是美国教育中对国家特性的重视程度长期受到削弱的结果。在20世纪中期和后期，在中小学课本中有关爱国主义主题的内容越来越少，到20世纪末降至一个低点”。并且不断贬低美国史教育的重要性，不少重要的高校不再把美国历史作为必修课程。当然，从当代中国的角度出发，文化左派史学十分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个更为全面且真实的美国，进而摒弃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形成的对美国的想象与爱慕。但问题在于，如果简单的效仿文化左派史学的“批评性”，用来解构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解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本国剥削阶级的历史，恐怕结果只会是东施效颦，让美国文化左派眼里充满罪恶的美国统治阶级暗暗窃喜。
犹有进者，文化左派视广大民众为统治集团的同路人，这等同于放弃建立自己广袤的群众基础。与之相反，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掌握巨额财富的美国右翼势力开始将金钱砸向学术界媒体界，不断制造声势、构建理论，训练、资助为自己政治诉求摇旗呐喊的代言人，建立保守主义智库，与其他政治团体展开意识形态论争，争取意识形态高地，同时不断渗透美国的精英团体。今天许多为人所熟知的意识形态话语，绝非像其宣扬者所说的那样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与右翼团体、保守主义智库的精心策划息息相关。
在此局面下，虽然不少支持右翼势力的资本集团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时常在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之下在地方上大肆敛财、破坏环境、使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但由于标榜革命的文化左派长期不把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视为革命同志，因此不少美国中下层人士在右翼势力长期的洗脑与灌输之下，成为了后者的坚定支持者。许多受教育程度不是特别高的工人与农民，他们虽然实际上饱受右翼势力经济政策之苦，在工作、住房、储蓄、医疗等方面都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富豪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大，但他们却坚信右翼势力一直所宣扬的那些政治主张，比如放松政府管制、反对政府运用相关政策来调整社会结构、反对国家力量的“扩张”，相信所谓的“社会自发秩序”。一些底层右翼支持者认为，即便政府在分配领域采取相应措施，但不久之后依然会出现贫富隔绝，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属于其自己的位置，人们应该安于现状，不要妄图改变。这一宛如温顺羔羊一般的“认命”态度，简直就是统治阶级眼里理想的臣民。可以说，当代美国大众受到了左右两种政治势力的双重“打击”：先被文化左派抛弃，再被右翼保守主义忽悠。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不少美国老百姓认为疫情源于比尔·盖茨的隐秘、源于中国某种神秘武器的攻击，相信不戴口罩也没事，因为美利坚昭昭天命，自有上帝庇佑，这大概也属于被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分别抛弃与忽悠之后的典型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似乎需要来一场名副其实的启蒙。而从文化左派兴盛之后的美国政治文化演变史，也是当代中国必须深入了解并引以为戒的。
四、余论：以美为鉴
或许有人会觉得，即便文化左派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但至少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但关键在于，一旦文化左派所宣扬的文化与教育主张成为流行之物，那么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资本集团自然也会渗入其中，用资本的力量来操纵、迎合、鼓吹那些早已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化左派因素。如此一来，不是资本主义遭受文化左派的批判，而是文化左派在传播上越来越离不开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体系里一朵美丽的“带刺玫瑰”，为资本主义体系表面上的“多元”与“包容”做修饰。
此外，由于文化左派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来传播，随着新自由主义下各种跨过金融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兴起，一种不断弱化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一点与文化左派的主张颇为一致），强调精英群体的“世界人”身份的思想主张开始流行起来。亨廷顿指出：“参与跨国的机构、网络和各种活动，不但是全球精英人士的必备条件，而且对于人们在国内获取经营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忠诚、身份和活动范围仅限于本国的人，要想升到商界、学术界、传媒界等专业方面的高层，其机会就不如那些超出国界之外的人”。其结果就是，原本应该成为国家政治与文明担当者的精英群体，“放弃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任务，吹嘘他们对全人类的认同”。这种所谓“全球化精英”，一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接经济与文化资源，一方面却用一种颇为空洞的“世界主义”来替代本应对自己国家所尽的义务，甚至把爱国主义视为一种劣等的道德，不断嗤之以鼻。
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些与文化左派息息相关的政治、文化、教育现象，十分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戒。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领域，各种源自美国文化左派的旨在解构中国人日产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家国认同的文化产品与各种资本的力量紧密结合，后者为前者创造发生渠道、让前者在大众文化领域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在其操纵之下不断制造各种相应的话题，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美国文化左派的中国版本并不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批判资本主义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内容。
在教育领域，深受美国文化左派及其相似学说影响的各种各样的解构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为流行。由此而生的研究，比如声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发明”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是被“发明”出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也是被“发明”出来的，“阶级”也是被“发明”出来的。或是把中国传统视为一种“规训”个人的压迫之物，把中国人强调家国情怀、重视文明延续的传统意识视为一种所谓“知识霸权”。不难看到，这一带有极强解构主义色彩的理论被引入国内，其意图解构的最主要目标当然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合法性。比如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展开反帝反封运动，那么就可以运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论证”帝国主义的概念是被“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而对于近代中国一波接着一波的救亡运动，则可以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论证”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被“官方”塑造与操纵的政治符号，许多人被它所“裹挟”了。而当人们开始强调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这些解构理论又直指中国历史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并且与日本右翼史学与港台分离主义思潮相结合（很奇怪吧……），形成形形色色的反华论述。总之，一方面声称传统的中国革命史叙事是所谓“国族神话”，另一方面却对华盛顿砍樱桃树这样的幼儿园段子深信不疑，这成为了今日一道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总之，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所谓文化左派，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截然不同，和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思想相差甚远，更和中华文明核心根柢风马牛不相及。它一不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手段去遏制资本主义；二不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运用与国家独立诉求，不认可中国革命对世界的贡献；三不强调群众路线，反而精英色彩极浓。它将具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抽象为各种文化意义上的“身份政治”，把由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带来的晚近各种症结扭曲成文化上的、身份上的问题，用抽象的概念来掩饰具体的矛盾。因此，这一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弊病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思考如何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成为当代中国人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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